不管是从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讲，乙肝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病”。

《柳叶刀·胃肠病学与肝脏病学》上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以2016年为时间节点，全球有近三亿乙肝感染者。根据这份研究估算，中国大陆仍有8600 万名乙肝感染者，感染率6.1%。

得益于乙肝疫苗的普及，比起20 世纪90年代高峰时期1.2 亿名乙肝感染者、近10%的感染率，中国大陆无论是感染率，还是绝对的感染者人数都有所下降，整个中国从乙肝的高流行区进入了中流行区。

笼罩在乙肝阴影下的大国

缪晓辉的诊室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诊室里不那么素白的墙面，不那么冷冰冰的座椅，医生桌上偶尔放着的鮮榨果汁，和那套先进的远程会诊系统都在彰示着这是一间非常现代化的诊室，然而，诊室里这位知名的乙肝专家医生的问诊，却会莫名地让人有一种回到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一整个下午，这里的病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乙肝携带史几乎与他们的年龄相当，距离他们第一次发病也有二三十年了。

在每位病人至少30 分钟的专家门诊里，我听到医生让助手在病历上写上：“父母严重肝病史对患者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若未得到适当治疗，20%～30%的慢性乙肝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

因为那个年代尚没有大规模的接种计划，20 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是中国最后一批面对乙肝呈现完全无保护状态的孩童，对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而言，目睹了父母因肝癌、肝硬化身亡的痛苦经历，而自己又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那情景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剑。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缪晓辉诊室中时常氤氲着的那种情绪，它们或来自患者本人，或来自患者的亲人，带着焦灼、惧怕与期盼。

目睹长辈在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中挣扎，给这些年轻的携带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而父母和子女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事实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一书中，她曾经借大学生乙肝携带者欧阳子岩之口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我的家乡是个依山靠海的小村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这山这海不养人，当地居民得肝病的人特多，有的甚至全家都是乙肝，其中一小部分不幸者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HBV病魔肆无忌惮地和着乙肝散步的死神之乐狞笑地狂舞着。家乡很贫穷，看不到江南水乡常见的小桥流水幢幢洋房，有的只是散落的破墙旧屋，为治病乙肝患者听信广告上所谓的专家们言之凿凿的诱导与宣传，吃药无数，花钱无数，各种治肝药几乎掏空了村里人的钱袋，病情却毫无起色，而患者却像滚雪球越来越多……”

在那个村子里，欧阳子岩的爸妈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的两儿两女也都没能幸免，全部感染了乙肝病毒。而因为闭塞和无知，下一代中又有两个孩子因母婴垂直传播生下来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那里人人“谈肝色变”。

1.2亿中国人是如何感染上乙肝病毒的？

乙肝是一种现代病，然而它的大规模传播，却往往是因为现代化进行得不够。

作为一种血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母婴、血液及血液制品、破损的皮肤黏膜和性接触。那么，乙肝这类血源性的传染病在原始社会是怎样传播的呢？

《剑桥人类疾病史》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病毒存活于路边锋利的石头和荆棘上，人们赤脚并穿比较少的衣服，人可以一生始终处于易传染状态。

而到了近代，医源性传播成了乙肝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在学术界也是一种共识。尽管在16世纪的木乃伊肝脏中就曾检测到过乙肝病毒基因，但许多学者认为，乙肝病毒流传甚广主要发生在医学技术发达的现代。这个悖论出现的原因是乙肝主要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而在没有输血、手术、打针和器官移植，在技术上缺乏先进手段的蒙昧时代，血液的交换并不普遍。现代医学的很多手段能够轻易地突破人体的天然保护屏障，为乙肝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从这个角度，这是一种现代病，然而它的大规模传播，却往往是因为现代化进行得不够。

《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曾经提到，一位世界著名的乙型肝炎专家唐弗朗西斯在1978-1983年曾参加了三次调查，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的医源性乙型肝炎传播：“巴尔的摩的一名牙医曾将病毒传播给六名病人；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口腔外科医生在1978-1979年间感染了百余名病人；而密西西比州的一名妇科医生在1979-1980年感染了三名做手术的妇女。”这位公共卫生专家分析，上述三例传播，按常规使用手术手套后都将不再传染——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和血液的接触传播，这种接触可以用一层乳胶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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